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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思想的浅析

来源:创先论文发表网 2016-01-23
  一、中国的转型管理思想

  (一)中国转型管理思想的产生

  中国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即”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整体的、全面的结构过渡状态,它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革”。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社会转型,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的程度和深度有所区别,但都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到新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阶段,中国驶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在30多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尤其在经济领域以世界瞩目的发展速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社会转型也激化了社会内部的深层矛盾,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在成绩和问题方面都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政府简政放权,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逐步扩大市场领域,开放社会领域。市场机制发育快速,政府在改变自身管理的同时,致力于改善市场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理论在改革管理实践中萌芽、充实和发展。改革释放了国有企业的活力,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企业主体共同发展的格局。

  中国的企业在渐进式的改革中实现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接轨,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了自身实力。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们根据企业经营实际和国家转型的大背景,逐渐探索并积累出成功的经营管理思想和经验。在这转型期中,中国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思想理论和以企业管理为主的工商管理思想理论逐渐显现出中国转型特点和中国转型烙印。这是转型期产生的中国特有的转型管理思想理论。与非转型社会相比,转型时期的管理思想理论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中国管理思想体系因转型期的管理思想而更加丰富完善。作为转型期的先行者,转型期的中国管理思想对于其他正在进行转型的国家和即将面临转型的国家而言,是很好的理论借鉴和思想营养。

  (二)区别于传统管理思想的转型

  管理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历史环境的影响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主要针对的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宏观领域,注重于社会统治和社会管控,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管理哲学和管理智慧,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能够站在统治者的高度思考国家的治乱规律和人民的旦夕祸福,从维护国家秩序、军事战争、农业生产等方面探索管理之道,这种管理思想博大、宏观,在具体思想中体现出的是管理理念和中国古代社会所宣扬的价值观念,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的管理境界。而转型期的新型管理思想却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管理思想的特征。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动乱,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在”强迫”和”自发”之间得到融合,文化思想方面不再固守传统,而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科学的部分;另一方面,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管理”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在微观领域探索出更加广阔的空间。因而,转型期的管理思想不再仅仅指向国家的宏观治理,而是在微观组织、企业内部经营和管理中也表现出了系统的体系和精妙的智慧。它产生形成于转型时期,立足于转型实践,包含转型内容,具有鲜明的转型特点。

  二、中国转型管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和飞跃,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也必将催生管理思想的调整和创新。转型期的管理问题因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对管理思想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家项目案例研究组在世界管理大会论坛上总结道:”转型国家的管理问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遇到的问题,它的特殊性比这些国家要复杂得多,它是全球第三种类型的管理”。由于社会转型具有复杂性、整体性、长期性、广泛性等特征,不但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新的适应性和时代特征,而且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了中国的管理实践,激发了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探索和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活力与创新,开始形成不同于稳定状态下的转型管理思想。从内容上分析,这种管理思想在纵向上受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在横向上又直接融合了西方管理思想的系统理论;从形成背景上看,这种管理思想形成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交织存在、逐渐过渡的大环境中;从形成时间段上界定,这种转型管理思想萌发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转型实践的全面深入而不断丰富,至今尚在充实扩展和完善之中。尽管中国的转型管理思想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但这种管理思想所具有的时代特殊性已经开始在世界上引起了转型国家的共鸣。

  (一)传统和西化中国的社会转型期

  既保留了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充分吸收西方文明,这个时代处于历史的纵向继承和横向扩展的十字路口,形成了传统与西化并存的局面。在世界文明古国之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完整保留历史文化而又持续存在和发展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以源远流长的文化向世人展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几千年的”传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处能够寻觅到”传统”的身影,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衣食住行的表象深入到精神和骨髓,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持久发展的血液,也是中华文明的魅力所在。而与此同时,外来文化也进入中国,与中国近代时期的被动接受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动打开门户,与西方文化和思想对话,也主动向世界展示着现代中国的形象。

  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借鉴、吸收和融合了来自西方的一些生活方式、教育制度等。中国转型管理思想正是对这种”十字路口”式交叉的合理诠释。因此,在转型期的管理实践中,中国人既倡导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和为贵””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用”恭、宽、信、敏、惠”和”智、信、仁、勇、严”来约束并提升管理者素质,也主张运用科学管理原理设置管理流程,建立六西格玛质量标准体系,根据平衡计分卡来评估工作人员绩效。总之,中国转型管理思想既重视人文和伦理,也追求科学和理性;既有严谨完整的制度体系,也有温和人性化的柔和手段,并且将二者合理地融合在了一起。

  (二)计划与市场

  由于时代背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差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加侧重于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宏观管理理念,而现代管理思想则更加侧重于管理技能和生产方式的改良,目的在于通过改进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这种微观的现代管理与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有直接的联系,在这个方面,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并存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国家的指令和计划来进行资源的配置,这一经济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曾被奉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和制度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客观上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这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的偏执思维显然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仅仅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在性质上不具有”资”和”社”的社会属性。

  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将鼓励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交换中价格来调节供求和资源分配的市场经济体制植入到国民经济中。转型期的中国形成了”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形式和调节手段并存的格局,其管理实践对管理思想方面也产生了直接影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划无所不包,一切管理活动都靠计划,由国家制定的”五年计划”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国家自上而下编制计划程序,直接干预并主导经济活动的运行。在管理实践和理论中,计划经济暴露出在微观领域管得过紧过死、缺乏科学民主决策、管理活动受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影响、经济调节方式单一、条块分割严重、人治思想主宰、重规模轻技术等弊端。在推行市场经济、引进西方管理技术之后,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管理过程逐渐科学化,详尽的管理和生产制度使管理过程得到规范,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就目前中国的管理来讲,”计划”的弊端并没有完全消除,计划和集中管理的一些好处也有所保留,”市场”的优势尚没有完全展现,市场失灵的弥补纠正手段也在探索之中。转型期中国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呈现出”计划”和”市场”并存的特点。

  (三)传承与变革

  就转型来讲,转型是个持久的过程,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在转型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不稳定或不确定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讲,转型与改革同步进行,经济领域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微观领域,管理方法得到改进,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由”市场失灵”或市场本身固有特点导致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而在政治领域,转型尚未开始,中国传统的”惯性”深刻影响了政治系统的运行,在当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中,”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屡屡出现,法治建设稳步而艰难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模糊不清,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权力制衡关系并不明确,政府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淡薄,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改革必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思想包含在”文化”的范畴内,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的精神成果。文化领域的转型必然要紧跟政治和经济,尽管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但却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因此,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因素都在无形中影响着转型期的中国管理思想,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外在环境和内部机制均有重要的关联,管理思想是社会运行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反映。目前,社会转型尚未结束,管理实践和理论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转型期的中国管理思想也会随之变动和发展,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产生新的管理方法。

  (四)明规则与隐性规则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力推进依法治国,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企业也在管理实践中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经验,制定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手段,明确管理边界,引入量化考核办法。这一系列进步都含有一个共同特征:制定明规则、实施明规则、硬化明规则。在公共管理和工商企业管理中、在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中全面推行明规则,以公开、明晰、确定、严格的明规则管理政务、事务和企业业务。但是,中国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长期演变中形成了很多不言自明的规则。无论这些规则是好是坏,其功能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存在却是客观的。在中国任何正式组织中几乎都存在的隐性规则,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同一文化圈中大家是达成共同默契的,无视这些隐性规则的任何管理措施注定是低效的。适应本土化管理,必须注重这些隐性规则,慎重对待之。无论是联想集团柳传志的”弯道超车”、比亚迪王传福的”家文化”,还是华为任正非的独特管理方式、海尔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其成功都离不开处理好”两套规则”关系。两套规则此消彼长的关系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整个过程。

  三、中国转型管理思想的话语空间

  与管理实践具有不同类型一样,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也具有不同类型。转型期的转型管理思想不同于稳定期的管理思想。不同状态下诞生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在适用性方面会受到限制。西方管理科学以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为开端,从而开启了百年发展史,而这100多年是资本主义发展日臻成熟的阶段。这种稳定时期正是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不断完善和充实丰富的时期。而与此相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都在进行转型和改革,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稳定状态下形成的管理思想属于不同类型。中国转型期的转型管理思想对世界管理思想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目前世界管理思想体系的现状看,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西方管理思想一统天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并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世界管理思想的发展。而中国转型期的转型管理思想一旦成熟,将打破西方管理思想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破除事实上的”欧美中心论”,丰富和完善管理学科的管理思想体系,充分展现不同文化圈和不同类型社会的管理思想的精华和魅力。而在实际中,发达国家在数量上仅占少数,亚、非、拉美各大洲的大部分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正在进入或即将进入现代化,面临全面的或迟或早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管理问题具有很多共性特征,如何成功完成社会转型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相对于即将转型的国家,中国率先走上了社会转型和改革之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已经在转型途中积累了大量管理经验,30多年的转型也使中国摆脱了贫困落后局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转型期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也是宝贵的经验财富。尽管各国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会面临不同的困难和问题,但转型期面临的一些问题、管理实践和某些管理思想是相通的,是可以彼此借鉴和学习的。

  因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尤其是转型期的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普遍性和实践意义。转型管理思想或转型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新理论,其萌芽、产生、发展和完善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还要在管理实践中经受反复检验。尽管转型期新型管理思想理论尚未发展成熟,但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和转型期管理思想的普适性意义让中国管理思想有足够的实力去争取国际话语权,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转型管理思想将成为世界管理思想体系中的崭新内容,它将充实和创新世界管理思想体系,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做出新贡献。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个漫长的过程,因而转型期的管理思想也需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不断成熟和完善。任何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都要经过实践土壤的孕育、生长、改良和验证。尽管这一理论尚未最终形成,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发端于中国的转型管理思想必将获得认同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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