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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战后英国对印度政策定型

来源:创先论文发表网 2016-01-23

  面对帝国战略调整的需要及印度政治环境的变化,英国政治家们做出了一系列思考与尝试,但无论是西蒙调查团还是”欧文声明”,都或因低于印度预期或因超出英国承受而停滞,并最终成为甘地发动民众不服从运动的导火索。甘地开创性地以破坏食盐专营法为突破口发起”食盐进军”,之后英印双方经过弹压与反弹压、接触与妥协等反复,最终达成妥协并签订了《甘地一欧文协定》,甘地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在此期间(1930至1933年),英国国内对印度政策的调整伴随其外部环境和政党更迭而逐渐定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0至1931年初)大英帝国连遭三次重创:一是帝国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获正式独立;二是中华民国政府收回了威海卫,这是自拿破仑时代以来第一次失去了”租借的领土”;三是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证明了在英国最看重的附属国存在着势不可挡的反对派。受此影响,英国国内蔓延着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以保守党顽固派为核心的帝国统治拥护者激烈反对英印政府在处置甘地民众不服从运动上的立场,批评总督欧文”执政软弱、玩忽职守”。

  顽固的反对者人数虽少但政治影响力很大,包括先后担任过印度事务大臣的伯肯赫德和皮尔,以及丘吉尔、奥斯丁·张伯伦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等党内领导人。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在私下表示,其于1931年辞去上院领袖就是因为在印度问题上和欧文、鲍德温立场相左,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身体原因。不少保守党后排议员对欧文的印度政策也多有不满,他们多数曾在军队或殖民政府任职,在殖民问题上立场冥顽不化。为扩大政治影响力,顽固派在奥戴尔爵士发起下组建压力集团”印度帝国协会”( Indian Empire Society) (1930年7月4日),主要成员是前印度官员、退役士兵和一些保守党议员,包括原缅甸副省督雷金纳德·克拉多克爵士、西德纳姆勋爵等,以及保守党议员诺克斯、阿曼和帕特里克·汉农。该组织断然否认《印度政府法》,主张解决印度问题只能依靠直接统治。

  同年10月14日丘吉尔加入该组织,和顽固派站在一边。与其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那些依附英印政府的人,首先是退体的印度文官和曾在印度服役的军警,他们的诸多亲属也从事与殖民相关的工作,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坚持中央政府权威不容质疑,而欧文的立场正是对帝国利益的最大伤害。其次是经济利益枚关方,包括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和伯恩茅斯、切尔滕纳姆、艾迪索特、达特茅斯商业从业群体等(这也正是保守党顽固派的传统选区、主要兵源地和退役文官士兵的聚集地)。事实上,多年的殖民统治己经使印度因素渗入英国政治的毛细血管。几乎每一个议员都和印度或多或少有些瓜葛,不是父辈曾在印度工作,就是亲戚朋友在印度当兵或担任文官。他们接受类似的教育,一同诵读吉卜琳(Kipling)关于印度的小说,又一同为牺牲在勒克脑、亚萨耶、坎普尔的英国士兵掬一把同情泪,他们普遍认为英国应该为印度的进步担负历史责任。

  由以上群体构成的极端保守势力对英印政府的”软弱”展开强烈批评。丘吉尔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丘吉尔眼中,统治印度是英国坚定地行使对整个附属帝国委任统治权的最大象征。而总督欧文的所做所为给印度传递出错误的信号,让他们认为英国即将撤出,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和暴力局面。他还在印度帝国协会的演讲中指出,”工党政府在印度宪政改革方面的让步将让国大党激进分子获得全面的控制权”,”试图用猫肉喂饱老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和甘地主义做持久的斗争,并最终击败他”,就在丘吉尔口沫横飞地宣扬”我们绝不会也不想丢掉王冠上最耀眼宝贵的珍珠,,”失去印度就意味着英帝国的崩溃”之时,《每日邮报》的罗斯梅尔也在鼓吹”欧文、鲍德温和麦克唐纳的印度政策将把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印度将陷入内战,而英国将迎来破产和革命的威胁”。《每日邮报》甚至还刊出社论文章,呼吁由立场强硬的丘吉尔代替”没有骨气的”(invertebrate)欧文出任印度总督。

  第二阶段(1931年1月议会体会期至2月)是各方就印度政策博弈的重要时段,也是顽固派集中反扑的阶段。宪政改革的反对派利用这段时间制造舆论,特别是利用欧文和甘地会谈煽动国内舆论对帝国衰退的恐慌情绪,企图待议会重开时争取更多支持,否定有关印度改革的计划。这场论战以丘吉尔为领导。如其所述”坚定地行使我们在印度的职责不仅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象征。这是在当前困难情况下的试金石。如果不能在印度履行我们的职责,毫无疑问,就等于表明自己不配统治一个至今仍以这个小岛为中心的庞大帝国”。

  在写给儿子伦道夫(Randolph)的信中丘吉尔表示,他和印度帝国协会将发起一场针对”欧文主义”对印投降政策的战未’创造现代印度并为其提供支持和保护的帝国政权现在却沦落到需要向印度移交权力”,’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重大错误,,”当前形势让几乎所有印度政治势力相信英印政府将很快被甘地政府(Gandhi Raj)取代”,”为此,我决意为保卫印度’战斗至死'(doutrance) ” 丘吉尔还专门致信罗斯梅尔,要求罗所有的《每日邮报》、《星期日快报》等媒体加大对印度事务和英印政策的报道力度。《布里斯托世界晚报》、《德比每日电讯报》、《纽卡斯尔世界晚报》相继刊文称,”丘吉尔向放弃印度的政策发起了猛烈攻势”丘吉尔的观点代表了清醒明智的人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即与煽动者的无谓对话必须停止,政府应当迅速采取强硬措施稳控混乱的局面,;’赋予印度自治地位的愚蠢政策必将导致印度陷入无体止的流血和冲突中”。

  1月26日的下院辩论集中体现了这场激烈的争论。首相麦克唐纳对丘吉尔为首的反对派提出批评。他颇为严厉地指出,近期丘吉尔在报纸上的言论值得商榷,’请不要忘记你仍是内阁成员”,’请不要忘记历次印度宪政改革都提出责任政府的目标”。随后丘吉尔发表重要演讲,他声称,参与《德兰士瓦宪法法案》和”英爱条约”的谈判及起草工作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一旦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想在其他方面保留权利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对印度来说,一方面在省级推行自治,另一方面保持总督在防卫、财政事务上的权力根本不可你’试想没有顺畅的行政体系、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只剩下军队武装的总督如何有效维护法规和秩序”。丘吉尔用他极具感染力和煽动力的演讲呼吁议会警惕当前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危险处境,演讲争取了部分中间派议员。

  ”巨轮正在平静的海面下沉。一个个壁舱被损毁,隔舱相继漏水,但船长还带着全体船员在沙龙跳舞,直到乘客发现危机己然来临。过去30年来我们见证了大英帝国的意志力,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看着她被排挤着、推操着、欺骗着离开印度。没有任何国家,或大或小,自愿地或是驯服地接受利益被侵占、权力被剥夺的事实。英国在印度的权利是2个世纪以来无数忠诚奉献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争取而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拼尽全力保护它的原因。”

  第三阶段(1931年2月至3月)是保守党印度政策的调整期。期间丘吉尔退出影子内阁。在顽固派施压下,为防止党内分裂加剧,鲍德温态度出现转变。保守党政策虽未大幅右转,但也适当做出调整,85%的代表赞同霍尔的中间路线。

  从迪斯累利于1872年6月提出保守党的三大目标之—’保卫帝国”( touphold the Empire)开始,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成为历届保守党在殖民政策上的基本方针,但大多数保守党人并不排斥对帝国进行改革,在他们看来,适当合理而非过度激进的改革非但不会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反而可以有效维护英印政府的执政合理性,并通过不断扩大合作力量形成抵御民族主义的缓冲带。萨缪尔·霍尔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

  霍尔毕业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自1910年开始成为托利党的铁杆选区切尔西的议员。一战期间,他在俄罗斯和意大利从事情报工作,是一名强硬的反共分子。1923至1924, 1924至1929年两度进入内17任空军大臣。1930年任保守党财政部长并主管印度事务。在印度问题上他认可欧文路线,一直与欧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与许多保守党顽固派一样,他担心重蹈爱尔兰的覆辙,多次表现出对宪政改革前景的怀疑和恐惧。他坚持AEI停一切不成熟的改革计划,确保印度防卫、外交、国内安全和财政权力”归英王陛下所有”。

  ”西蒙调查团应该铭记,英国准备通过与印度人的合作’逐渐地’和’稳步地’在印度实现自治政府,在正确认识英国急于让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参与印度治理的同时,坚决否定’英国人参加印度政府是错误的’这种观点,目前英国没有哪个党预期在印度建立印度人自己的政府。因此要处理好’速度、目标和道路’的关系。英国政府的职责十分清楚和明确,即’无论自由党、工党或保守党政府,都要真正统治印度'(to truly govern India)

  对于党魁鲍德温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努力让党内在印度问题上保持统一,同时尽力维护国内舆论一致,从帝国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求各党派在印度问题上的一致意见。他适时转变态度,表示支持霍尔”谨慎推进”(cau-tious advance)的印度政策。2月9日与印度委员会的会谈中鲍德温表示,目前还没有印度宪政改革的具体计划,保守党对各方意见暂时不持立场也不予表态;3月6日在牛顿阿伯特(Newton Abbot)发表的演讲中,鲍德温再次表示其本人并不支持印度宪政改革求诸于快,西蒙调查报告始终应是圆桌会议各项议题的基础;3月12日下院演讲中鲍德温强调,要避免印度问题成为政党议题。各党派应摒弃分歧、形成共识,合作推动印度问题的妥善解洗’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英帝国必须在不断进化中成长发展。在帝国整体发展的背景下,印度不可能独自保持静止”。

  第四阶段(工党内阁解散至第二次圆桌会议)是英国对印政策的确定期。1931年8月,工党内阁因面临1亿7千万英镑赤字而宣告解散。麦克唐纳、内维尔·张伯伦、赫伯特·萨缪尔等不得不组建应急国家联盟。内阁10人中有4名工党议员、2名自由党(萨缪尔和里丁),4名保守党(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坎利夫·李斯德和霍尔),霍尔任印度事务大臣。10月27日选举产生了一个保守党占绝对优势的议会,其中有保守党473人、国民工党13人、自由党68人,反对派中工党46人、独立工党6人、劳合·乔治自由党4人。工党政府的垮台使向来对印温和的麦克唐纳再无施展空间,在此后的圆桌会议上甚至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与此同时,随着大批保守党进入议会,议会内部顽固派比例被大幅稀释,从1929年261名保守党议员中有50名顽固派变成后来的473人中有50人,如再加上其他党派,比例更降至554: 50。此外,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事务上,使印度问题不再是议会讨论的重点。在此背景下,英国方面在印度政策上采取以”欧文一霍尔路线”为代表的中间路线基本定型,并拟通过圆桌会议就新的宪政改革方案取得一致。在英国国内看来,英国政府应该制定”希望之策”( poli-cy of hope)而非”恐惧之策”(policy of fear)。

  在新的对印政策指导下,英国在1931年1月和8月分别召集两次圆桌会议,集合穆斯林、土邦贵族、印度教温和派、贱民等印度各派别势力以民主参与为表、以分化制衡为实,进一步巩固英国主导的核心利益。在会上,英国发表了一份英帝国关于印度未来的政策声明,即印度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包括印度土邦和英属印度的全印联邦政府,英帝国将承认其责任行政原则。正是在此基础上,1935年《印度改革法》得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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