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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诗话家对诗话的认知

来源:创先论文发表网 2016-01-23

  日本早期自 撰 诗 话 多 为 诗 格 类,有 其 必 然性。为了探讨这一必然性背后的原因,我们还可以通过日本诗话家对诗话的认知及汉诗习作者的需求两方面来做进一步的观察。

  (一)作为域外人,日本的汉诗爱好者对诗话有特殊的需求

  原尚贤在 《刻斥非序》中说: “苟学孔子之道,则当以孔 子 之 言 为 断;为 文 辞 者,苟 效 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斥非》一书乃江户早期儒学及诗学家太宰纯针对日本汉诗学者在一些文书、经 说、诗 作、 画 作 中 的 称 呼、 署 名、 题识、拓印等格式方面的不规范,以及使用文字、音韵、格律方面的错误而写,他在书中对上述问题逐项予以说明举证,以告知学者正确的用法及格式。其中在论述到诗韵格律时说:唐诗法,五言第二字、第四字,异平仄;七言第二字、第四字,异平仄;第二字、第六字,同平仄;此不易之法也。后之作诗者,莫不遵守此法。唯五言平起有韵句第一字,与七言仄起有韵句第三字必须平声。五言如 “金尊对绮筵,晴光转绿蘋”,七言如 “万古千秋对洛城,不似湘江水北注”,金、晴、千、湘字,皆平声。此亦唐律一定之法,诗人所慎守也。倭人不知,往往用仄声字在是位,五言如 “晚霞落赤域,鸟啼竹树间”,七言如 “万户捣衣欲暮秋,倾倒百壶夜未央”,句非不佳,晚、鸟、捣、百字皆仄,是为声病。余尝检唐以后诸家诗,五言句犯所云法者,未之见也。作者以唐人 诗 法 为 定 法,以 唐 人 诗 句 为 例证,较之以日人诗中之违例,说明习汉诗者必以唐人为法,遵循唐人平仄之规,否则即非正途。他还说: “此方诗人,多不知此法,大儒先生尚犯之,况初 学 乎?”说 明 在 江 户 初 期,无 论鸿学大儒,还是初学者,在掌握诗法方面仍多有不足。

  林义卿在该书序言中也说: “操觚华之业也,不可不取 式 于 彼 也。岂 徒 古 也 哉?因 之 又因,所损益可知也。”说明对日本 人 以 汉 语著述,无论是文书也好,诗作也好,均应以来自本土的中国诗书作为范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其始不正,”因之又因”,以讹传讹,离诗文之本体规范,就会愈行愈远,”损益可知”。这样的认识,在江户时期的汉诗人群体中是有共识的。贝原益轩是江户早期诗话 《初学诗法》的作者,他对当时日本汉诗界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指出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在该书序中他有如下陈述:国俗之言诗者,往往以拘忌为定式,与中华近体之格律不同,又无知其规格之所由出者,盖所谓不知而妄作者也……然则学者之于诗,不学则已。苟欲学之,不知其法度而妄作,可乎?古人论诗者凡若干家,倭汉印行之书亦多矣,学者之于诗法也,岂匮其书乎?然而倭俗诗法之谬旧矣,学者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不可亦叹乎?予固不知诗,且不揣僣妄,辑古来诗法之切要者,约以为一书,庶觉俗之间初学之习而不察者而已。

  从这段引文,可以清楚看到江户初期汉诗坛存在的问题,一是当时在汉诗人中所流行的所谓汉诗的 “定式”不正确,与中国人习用的格律不同;二是当时流行的论诗之语,无论是来自中国的汉籍,还是日本人所撰写的著作虽然不少,但由于流行的 “定式”惯性强大,不能有效地纠正流俗之势,以致于习焉不察。从这段话来看,大约在贝原以前,虽然言诗之人众多,但并无一种简约切要,而且便于掌握的专论格律的书流传,所以他 “约以为一书”,希望能使这些人警觉。此后诗话、诗评一类的书渐渐多起来了,尽管如此,诗格诗法类的书仍然受人追捧。日尾约《诗格刊误》出版前由宇都野撰序,他在序文中说:”盖我邦振古诗者不乏其人,而论格律音韵,特纵其美,未有如此书者详且尽也。”特别指出此类书的价值在于论格律音韵详细而且周全。类 似 的 著 作 还 有 《沧 溟 近 体 声 律 考》,较 之 于《初学诗法》,此书更为专门,表现出即便是到了江户后期,在日本的性灵派及宋诗派占据主流的情况下,诗格声律类诗话仍有广泛的需求。

  东饱赖在 《沧溟近体声律考》序中说:我东人之赋西雅,有类此者 (按:指上文所述江民操舟与山民操舟之别,说明中国人赋诗如江民操舟,而日本人习诗则如山民操舟),如句心单平,西人 所 忌,而 我 以 为 小 疵,置 诸 正 格间,以累一篇。犹平澜稳波不禁欹侧而苟且以倾其舟也。如变调拗体,西人有时用之,而我以为大扰,犹山束石出不知大变常法,以随其波澜,而畏惮以沈其舟也。此岂非习之不熟,察之不精也哉?此序的要点在于指出中国人写汉诗,犹如江河中的渔民,习于水性。日本人写汉诗,犹如山民操舟,终非本色。故中国诗人运用诗法诗格,有正有变,有常法偶尔也不拘于常法。日人则只知死守常法,不知变化。这是由于 “习之不熟,察之不精”所造成的,因此,熟悉汉诗诗法,并能灵活运用,才是高明所为。除了声韵格律,诗话多方面的价值也被人肯定。

  船津富彦曾在 《关于日本的诗话》一文中将日本诗话分为七类,计汉文与日文、狭义诗话、广义诗话、辞语的诠明、文学史性质、书信类、音韵类七种。这个分类虽说在逻辑上有问题,但毕竟指出了日本诗话所具有的不同功用。这里面特别提出的 “辞语的诠明”,是日本诗话中较独特的存在。这不是说中国诗话中没有这部分内容,是它远不如在日本诗话中那么重要,占得比重那么多。淡海竺常 在 为释慈周原的 《葛原诗话》所著序中说:考明字义,学之始也。况倭而学华者乎?及检字书,止曰某某也某某也,苟非博览而究之,旁引而例之,安得而尽诸乎?认为诗话类的书不仅有助于了解诗格诗法,还可以为异邦人提供更多的名物、字词方面的借鉴。

  考明字义,本是辞书功能,但日本各类诗话中或多或少都有解释汉字词语的内容,与一般辞书相比,诗话中的析辞往往结合诗例及用法,因此就诗学而言,比一般的辞书更具实用性。太宰纯在其所作 《斥非》一书中,即包含了大量有关字词、习语用法的内容。又如东条耕著 《幼学诗话》,其实并非为幼儿写,而是为汉诗初学者所写的。书 中 讲 汉 字 之 奇 语、剩 语、生 字、近 义词、熟语之活用之类。显然也是为了帮助异邦的日本人更准确地在诗中运用汉字。相类的意思在平信好为源孝衡 《诗学还丹》一书所作序言中也有表示,他认为,近世 “诗材之书 “刊行于世者繁多,”诗材”即包括了中日两国的文字、名物、格律等内容,平信认为,这类书籍的价值有如工匠之有精铁、良木之选,它既可以教人 “摹拟古人之诗”,又可以学习如何运用 “国歌” (即和歌)为诗句,以和言为诗语之事,容易使习诗者”入于学诗之境”。

  说明诗话类文献既可以为日本汉诗作者提 供 其 他 书 籍 所 没 有 的 “诗 材”,有的诗话涉及到日文或和歌的,还可以教汉诗学者借鉴利用日本本土的诗歌资源。此外,诗话在品鉴方面的作用也有人予以指出:”品藻之难也,衔卖者,其声远播,而其实未副焉。韬晦者,其文足征,而其名每湮焉。生其土,而商榷其土文艺,犹且称难得其要领,何况他邦人士,所谓隔靴搔痒不啻也。”显然,诗格类著作从江户早期到中期的的繁盛,与日本习汉诗者的需求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相关人士在论述到这一问题时,多从中日语言、音韵乃至文化相异,熟习不易方面着眼,显示出诗格类著作对日本人的作用远比对中国人更为重要刘煜对历代 中 国 诗 话 也 有 品 评,所 批 评 的有:”诗话诗品为古,其病在好识别源流,分析宗派,使人爱憎多端,固滞难通。

  唐之诗话,如《本事诗》《云溪友议》等书,其病在数数录 《桑中》 《溱洧》赠答之诗,以为美谈。使人心荡神惑,丧其所守。宋之诗话,如 《巩溪》 《彦周》《禁 臠》 《韵 语》 等 书, 其 病 在 怪 僻 穿 凿 之见。”作者将宋以前历代诗话按历史分期划为三类,魏晋六朝的缺点在于好识别源流,分析宗派,所指似为钟嵘 《诗品》;唐人 《本事诗》一类以记事为主,所失在记录淫荡史实,使人心荡神惑,丧其所守;宋人诗话则怪僻穿凿,似责其喜用怪僻史实并曲解诗例。

  《非诗话》的这些指责,多责其一点,不及其余,偏狭自然难免。他所赞扬的有: “诗话中,惟钟嵘 《诗品》、 《严沧浪诗话》、李西涯 《怀麓堂诗话》、徐昌穀 《谈艺录》可以供 消 闲 之 具。盖 四 子 于 诗,实 有 所 独得,非如他人之影撰。舍其短而取其长,不为无少补,自馀诗话,则以覆酱瓿可也。”其中钟嵘 《诗品》已在上文有所批评,此处赞扬者,当指其对各家诗的品鉴精到。这四部诗话能获刘煜褒赞,很大程度上是它们比较多地从诗艺方面品鉴诗作,有独得之见。但他对其余诗话一概否定,看不到各类诗话的丰富性及多方面的价值,也显示出其偏狭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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