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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桃花扇》中民族家国意识的表现

来源:创先论文发表网 2016-01-23
    《桃花扇》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倾毕生心血所著戏曲名篇,该书在明末期李香君与侯方域”实事实人”的基础上,加入艺术的创作与想象,三易其稿而成,因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被誉为古典四大名剧之一。《桃花扇》虽以描写侯李二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却以南明土朝的兴衰交替为宏大背景,《桃花扇》不但是一部写”离合之情”的爱情剧,更是一部说”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正如沈默在《桃花扇跋》中所写:”唯《桃花扇》乃先痛恨与山河变迁,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以致目迷于宾中之宾,主中之主。……当在野史之列,不应作戏曲观。”纵观整部《桃花扇》,无论从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还是从情节的设置上,无一不透露出时代更迭、家国悲亡的深沉感伤。

  一、侯李二人的身份与形象

  《桃花扇》全书的背景是明亡之际,在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作者通过描写侯李二人在动荡年月只身飘零、难以自全的遭遇,营造出家国悲亡、个人亦难以自全的兴亡之感。而对于全书的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我们不妨注意到二人都有着较为特殊的身份地位。 侯方域系名门之后,与当时的方以智、陈贞慧、冒襄合称为”四公子”。侯方域父兄都为东林党魁,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侯方域自然也有着进入仕途、肃清阉党、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抱负。崇祯十二年,他奔赴南京,既是为了赴考,又是借此相会结交当时的士子文人,为自己进入仕途做好准备。在到南京的短短几个月时问里,他就结识了一大批复社的士子文人,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名望。当时的侯方域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解救国难的年轻知识分子。另一边,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本身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加之南京的秦淮旧院与江南贡院比邻而居,可想而知,与她们接触的最多的是当时的书生士子,因此当时的秦淮名妓思想上都受到文人士子思想的浸染,大多具有较高的人格精神,例如柳如是、董小宛、顾媚等。书中侯李二人是社会的进步分子、有知识有文化,能够接触到权力阶层、却不是当权者,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等等,这些都成为他们爱情悲剧的诱因。

  在这个朝代更替的时代,他们能够看得清忠奸,却无法反抗阉党的迫害;他们能于乱世烙守人格、不受阉党拉拢,却无法逃脱被迫害的命运。二人颠沛流离的遭遇,直接原因是受到阉党迫害,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朝覆亡、政局分崩时所有小人物无法避免的灾祸。《桃花扇》中的二人的情感悲剧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民族、家国破亡的悲剧。二人是时代动荡时期可悲的清醒者,”家”的破亡是因为”国”之不存。更可悲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作为一介文人的侯方域和秦淮名妓的李香君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飘零。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香君这个人物。在书中,作者甚至用侯方域的软弱来衬托李香君的家国大义。《却奁》一折当侯方域知晓李香君妆奋系阮大诚所送时怒道:”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李香君听后当即怒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诚趋附奸权,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地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奋,便要循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训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阮大诚借侯方域纳妾的机会特意拉拢侯方域,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侯方域这个社会清流也开始了动摇与妥协。相形之下,李香君虽出身青楼,却表现出了凛然正义与远见卓识,义正言辞地拒绝了阮大诚的拉拢、骂醒了侯方域。这样一个堪比男儿的李香君,不禁令士人都为之汗颜。正如李香君所说,连妇孺都知道阉党误国,可真正面对阉党的利诱,侯方域不也动摇了么,这种反差不仅令人更为敬佩李香君的民族家国情怀。

  在《骂筵》一折中,李香君的家国情感与当权者的腐败奢靡的冲突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李香君借排演《燕子笺》,当庭对马士英、阮大诚展开控诉,揭露了南明土朝的腐败没落:”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筋咏。”这不仅唱出了李香君心中的愤恨,也是作者对南明土朝灭亡教训的总结。李香君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她能够直接了解到南明土朝上层官僚的腐败生活,这样的土朝必将面对灭亡。在不久之前,她已经失去了家,而在这里,她看到国也将灭亡,所以她要冒死唱出这样的歌曲来作最后的反抗,警惕统治者看清现实。然而,一个歌姬的痛骂、呐喊是无力而苍白的,她并不能改变历史一丝一毫的现状,侯李二人的爱情悲}}l也正是家国悲剧的个体体现。

  二、《桃花扇》中的曲笔

  《桃花扇》虽是”实事实人”,却囿于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孔尚任不得不对许多历史细节进行隐晦的改动。如《孤吟》一折中所说:”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作者借老赞礼之口把这个话说得十分

  分清楚,《桃花扇》一书既有批评讽刺之功效,也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遮掩些。康熙时期,文字狱大兴,最有名的莫过于庄廷撇的《明史》一案。《桃花扇》虽为戏曲,但涉及政治敏感的话题,孔尚任也不得不隐晦处理。

  全书中有较大改动的两点一是侯李二人双双入道的结局,二是史可法沉江的处理。《入道》一折中,侯李二人历经波折,终于相会,在团圆之际被张道士点化,问道:”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于是二人顿悟,双双入道。而历史上,侯方域并没有入道,明亡之后,他先是隐居在家,然而在顺治八年,他参加了清廷的乡试。他的这一举动是自愿还是被迫,直至今日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历史上的侯方域其民族气节到底如何,我们暂且不谈。但从《桃花扇》一书中的改动来看,孔尚任似乎更愿意保全他在剧作中坚守家国、民族气节的形象。一臣不事二主,作为明朝遗民的侯方域,最好的归宿莫过于退隐以独善其身。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因此孔尚任安排侯李二人双双入道,是为了体现他们深厚的民族、家国情感的苦心安排。在他看来,情爱并不是这部戏的主旨,兴亡才是他要表现的真正内容。孔尚任的好友顾彩曾在《桃花扇》的基础上改变过《南桃花扇》,将结局改为侯李二人终得团聚,孔尚任对此感到}一分不满。这样大团圆的结局虽然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心里愿望,却无法表现历史的”兴亡之感”。侯李二人的遭遇是明末动荡年代的缩影与见证,明土朝的”兴亡”既然终了,二人的”离合”也应缘灭。因此,二人的最好结局也就只有入道。

  《桃花扇》中《沉江》一折也是用了曲笔交代史可法的死亡。历史上史可法是战死扬州城,清兵在攻占扬州之后进行了大屠杀,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一日”。关于这段历史一直是清廷最为忌讳的一段,清廷在攻下扬州之后展开了为期}一日的大屠杀,屠杀人数据载有八}一万人。面对这样一段血腥的屠杀史,清廷讳莫如深,孔尚任根本不可能将它完整地记录到《桃花扇》之中,然而这段历史的痛楚又无法宣泄,只能以”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样的话语隐约点明。在最后一节《余韵》中,又借老赞礼的话说:”建邺城蹄夜鬼,维扬井贮秋尸。”而最后将史可法的结局改为沉江殉国,既避免了文字狱的麻烦,又歌颂了史可法的民族气节。在这一折戏中,作者安排史可法道遇老赞礼,投江自尽,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将史可法比之于屈原,面对家国灭亡,投江以全气节,家国变迁的哀痛不言而喻。

  《桃花扇》中两处史实的改动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孔尚任苦心经营下艺术的升华。既最大力度地保留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又在文学中赋予作品民族、家国的情感。

  三、孔尚任其人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64代孙。孔尚任出生时,南明土朝尚未覆灭,当时各地都还存在着一些怀明的思想,作为孔子后人的孔尚任家族家自然也是如此。孔尚任早年就常听家族兄弟长辈说起明朝遗事,其中就有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旧事。年轻时期的孔尚任早就萌发了写作《桃花扇》的念头,因”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因此未贸然动笔。后来孔尚任入仕后,曾到淮安、扬州一带参与治河工作,历时三年。在这期问,他结交了不少当地的知名人士和明朝的遗老,有名的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还亲自凭吊了史可法的衣冠示,拜见了明朝锦衣卫道士张怡等。至此之后,孔尚任不仅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了这段历史,更体会到了明朝遗老的民族家国情感。回京之后,他开始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创作《桃花扇》上。他三易其稿,到了五十二岁时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书。

  从孔尚任的出生看,他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因此在创作《桃花扇》的时候必然会代入自己的民族观、家国观的思考与判断,虽不能直言,但我们却能从一些描写中看出于L尚任的这种情绪。在《桃花扇小引》中,孔尚任写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嵘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在最后一折《余韵》中也说道:”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这些无不透露出孔尚任深切的民族情感。虽然孔尚任是出生在清朝,没有经历过明朝的统治,也深切了解到明朝末年的腐败,但是明清的改朝换代却不仅仅只是改换了统治者这么简单,这是关系到汉民族的生存问题。中国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了上千年之久,明亡之际,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为了抵抗满清的统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儒学世家的孔尚任家族自是不必说。作为孔子嫡传子孙的孔尚任来说,他必然有着深厚的民族的情感。在《桃花扇》中,这种民族悲亡的意识一直伴随着故事的发展而继续着。桃花扇除了侯李二人的情感主线之外,忠奸斗争一直是贯穿全剧的另一条线索。阮大诚等阉党的腐败没落与史可法等人的浴血奋战形成了鲜明的比对,悲明、怀明的情感在其中不言而喻,《桃花扇》更是一曲明亡的挽歌。

  总之,《桃花扇》的创作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戏曲,而是以离合喻兴亡,以侯李二人的爱情遭遇来突显时代的巨变,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衬托历史变革的沧桑。全书之中无不流露出浓厚的家国、民族情感,是孔尚任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时期以隐晦的笔法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一部戏曲作品。  浅析浅论《桃花扇》中民族家国意识的表现

  《桃花扇》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倾毕生心血所著戏曲名篇,该书在明末期李香君与侯方域”实事实人”的基础上,加入艺术的创作与想象,三易其稿而成,因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被誉为古典四大名剧之一。《桃花扇》虽以描写侯李二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却以南明土朝的兴衰交替为宏大背景,《桃花扇》不但是一部写”离合之情”的爱情剧,更是一部说”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正如沈默在《桃花扇跋》中所写:”唯《桃花扇》乃先痛恨与山河变迁,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以致目迷于宾中之宾,主中之主。……当在野史之列,不应作戏曲观。”纵观整部《桃花扇》,无论从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还是从情节的设置上,无一不透露出时代更迭、家国悲亡的深沉感伤。

  一、侯李二人的身份与形象

  《桃花扇》全书的背景是明亡之际,在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作者通过描写侯李二人在动荡年月只身飘零、难以自全的遭遇,营造出家国悲亡、个人亦难以自全的兴亡之感。而对于全书的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我们不妨注意到二人都有着较为特殊的身份地位。 侯方域系名门之后,与当时的方以智、陈贞慧、冒襄合称为”四公子”。侯方域父兄都为东林党魁,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侯方域自然也有着进入仕途、肃清阉党、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抱负。崇祯十二年,他奔赴南京,既是为了赴考,又是借此相会结交当时的士子文人,为自己进入仕途做好准备。在到南京的短短几个月时问里,他就结识了一大批复社的士子文人,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名望。当时的侯方域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解救国难的年轻知识分子。另一边,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本身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加之南京的秦淮旧院与江南贡院比邻而居,可想而知,与她们接触的最多的是当时的书生士子,因此当时的秦淮名妓思想上都受到文人士子思想的浸染,大多具有较高的人格精神,例如柳如是、董小宛、顾媚等。书中侯李二人是社会的进步分子、有知识有文化,能够接触到权力阶层、却不是当权者,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等等,这些都成为他们爱情悲剧的诱因。

  在这个朝代更替的时代,他们能够看得清忠奸,却无法反抗阉党的迫害;他们能于乱世烙守人格、不受阉党拉拢,却无法逃脱被迫害的命运。二人颠沛流离的遭遇,直接原因是受到阉党迫害,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朝覆亡、政局分崩时所有小人物无法避免的灾祸。《桃花扇》中的二人的情感悲剧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民族、家国破亡的悲剧。二人是时代动荡时期可悲的清醒者,”家”的破亡是因为”国”之不存。更可悲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作为一介文人的侯方域和秦淮名妓的李香君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飘零。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香君这个人物。在书中,作者甚至用侯方域的软弱来衬托李香君的家国大义。《却奁》一折当侯方域知晓李香君妆奋系阮大诚所送时怒道:”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李香君听后当即怒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诚趋附奸权,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地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奋,便要循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训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阮大诚借侯方域纳妾的机会特意拉拢侯方域,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侯方域这个社会清流也开始了动摇与妥协。相形之下,李香君虽出身青楼,却表现出了凛然正义与远见卓识,义正言辞地拒绝了阮大诚的拉拢、骂醒了侯方域。这样一个堪比男儿的李香君,不禁令士人都为之汗颜。正如李香君所说,连妇孺都知道阉党误国,可真正面对阉党的利诱,侯方域不也动摇了么,这种反差不仅令人更为敬佩李香君的民族家国情怀。

  在《骂筵》一折中,李香君的家国情感与当权者的腐败奢靡的冲突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李香君借排演《燕子笺》,当庭对马士英、阮大诚展开控诉,揭露了南明土朝的腐败没落:”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筋咏。”这不仅唱出了李香君心中的愤恨,也是作者对南明土朝灭亡教训的总结。李香君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她能够直接了解到南明土朝上层官僚的腐败生活,这样的土朝必将面对灭亡。在不久之前,她已经失去了家,而在这里,她看到国也将灭亡,所以她要冒死唱出这样的歌曲来作最后的反抗,警惕统治者看清现实。然而,一个歌姬的痛骂、呐喊是无力而苍白的,她并不能改变历史一丝一毫的现状,侯李二人的爱情悲}}l也正是家国悲剧的个体体现。

  二、《桃花扇》中的曲笔

  《桃花扇》虽是”实事实人”,却囿于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孔尚任不得不对许多历史细节进行隐晦的改动。如《孤吟》一折中所说:”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作者借老赞礼之口把这个话说得十分

  分清楚,《桃花扇》一书既有批评讽刺之功效,也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遮掩些。康熙时期,文字狱大兴,最有名的莫过于庄廷撇的《明史》一案。《桃花扇》虽为戏曲,但涉及政治敏感的话题,孔尚任也不得不隐晦处理。

  全书中有较大改动的两点一是侯李二人双双入道的结局,二是史可法沉江的处理。《入道》一折中,侯李二人历经波折,终于相会,在团圆之际被张道士点化,问道:”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于是二人顿悟,双双入道。而历史上,侯方域并没有入道,明亡之后,他先是隐居在家,然而在顺治八年,他参加了清廷的乡试。他的这一举动是自愿还是被迫,直至今日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历史上的侯方域其民族气节到底如何,我们暂且不谈。但从《桃花扇》一书中的改动来看,孔尚任似乎更愿意保全他在剧作中坚守家国、民族气节的形象。一臣不事二主,作为明朝遗民的侯方域,最好的归宿莫过于退隐以独善其身。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因此孔尚任安排侯李二人双双入道,是为了体现他们深厚的民族、家国情感的苦心安排。在他看来,情爱并不是这部戏的主旨,兴亡才是他要表现的真正内容。孔尚任的好友顾彩曾在《桃花扇》的基础上改变过《南桃花扇》,将结局改为侯李二人终得团聚,孔尚任对此感到}一分不满。这样大团圆的结局虽然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心里愿望,却无法表现历史的”兴亡之感”。侯李二人的遭遇是明末动荡年代的缩影与见证,明土朝的”兴亡”既然终了,二人的”离合”也应缘灭。因此,二人的最好结局也就只有入道。

  《桃花扇》中《沉江》一折也是用了曲笔交代史可法的死亡。历史上史可法是战死扬州城,清兵在攻占扬州之后进行了大屠杀,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一日”。关于这段历史一直是清廷最为忌讳的一段,清廷在攻下扬州之后展开了为期}一日的大屠杀,屠杀人数据载有八}一万人。面对这样一段血腥的屠杀史,清廷讳莫如深,孔尚任根本不可能将它完整地记录到《桃花扇》之中,然而这段历史的痛楚又无法宣泄,只能以”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样的话语隐约点明。在最后一节《余韵》中,又借老赞礼的话说:”建邺城蹄夜鬼,维扬井贮秋尸。”而最后将史可法的结局改为沉江殉国,既避免了文字狱的麻烦,又歌颂了史可法的民族气节。在这一折戏中,作者安排史可法道遇老赞礼,投江自尽,这样的安排似乎是将史可法比之于屈原,面对家国灭亡,投江以全气节,家国变迁的哀痛不言而喻。

  《桃花扇》中两处史实的改动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孔尚任苦心经营下艺术的升华。既最大力度地保留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又在文学中赋予作品民族、家国的情感。

  三、孔尚任其人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64代孙。孔尚任出生时,南明土朝尚未覆灭,当时各地都还存在着一些怀明的思想,作为孔子后人的孔尚任家族家自然也是如此。孔尚任早年就常听家族兄弟长辈说起明朝遗事,其中就有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旧事。年轻时期的孔尚任早就萌发了写作《桃花扇》的念头,因”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因此未贸然动笔。后来孔尚任入仕后,曾到淮安、扬州一带参与治河工作,历时三年。在这期问,他结交了不少当地的知名人士和明朝的遗老,有名的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还亲自凭吊了史可法的衣冠示,拜见了明朝锦衣卫道士张怡等。至此之后,孔尚任不仅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了这段历史,更体会到了明朝遗老的民族家国情感。回京之后,他开始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创作《桃花扇》上。他三易其稿,到了五十二岁时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书。

  从孔尚任的出生看,他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因此在创作《桃花扇》的时候必然会代入自己的民族观、家国观的思考与判断,虽不能直言,但我们却能从一些描写中看出于L尚任的这种情绪。在《桃花扇小引》中,孔尚任写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嵘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在最后一折《余韵》中也说道:”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这些无不透露出孔尚任深切的民族情感。虽然孔尚任是出生在清朝,没有经历过明朝的统治,也深切了解到明朝末年的腐败,但是明清的改朝换代却不仅仅只是改换了统治者这么简单,这是关系到汉民族的生存问题。中国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了上千年之久,明亡之际,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为了抵抗满清的统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儒学世家的孔尚任家族自是不必说。作为孔子嫡传子孙的孔尚任来说,他必然有着深厚的民族的情感。在《桃花扇》中,这种民族悲亡的意识一直伴随着故事的发展而继续着。桃花扇除了侯李二人的情感主线之外,忠奸斗争一直是贯穿全剧的另一条线索。阮大诚等阉党的腐败没落与史可法等人的浴血奋战形成了鲜明的比对,悲明、怀明的情感在其中不言而喻,《桃花扇》更是一曲明亡的挽歌。

  总之,《桃花扇》的创作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戏曲,而是以离合喻兴亡,以侯李二人的爱情遭遇来突显时代的巨变,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衬托历史变革的沧桑。全书之中无不流露出浓厚的家国、民族情感,是孔尚任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时期以隐晦的笔法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一部戏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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